2018年，港珠澳大桥开通的画面被媒体反复播放。这座连通香港、珠海、澳门三地的超级工程背后，不只是桥梁科技的突破，更牵出了香港商界几十年的风雨变迁。
很多人只知道胡应湘被称为“基建狂人”，却很少了解他为何敢捐出510亿基建资产、为何能一手推动港珠澳大桥，又为何在关键时刻与李嘉诚这位“华人首富”反目成仇。
港珠澳大桥这根“钢铁纽带”，其实见证了商人、城市、国家命运的碰撞。
一、
与许多香港老一代地产大佬不同，胡应湘并不是靠炒地起家。他1935年出生于香港一个普通家庭，父亲胡忠辛苦打拼，做过出租车司机，靠诚信和胆识成为香港的“的士大王”。家里虽谈不上大富大贵，却格外重视读书，胡应湘从小受父亲影响，主张“做人要为社会留点好东西”。少年时期的胡应湘没想着当大老板，而是对工程和建筑充满好奇。
1950年代，他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土木工程。胡应湘常提起，当年看纽约的摩天大楼、旧金山的金门大桥，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——“香港什么时候也能有自己的超级工程？”毕业后回到香港，他没有直接继承家族的士生意，而是自己创业，1969年成立了合和实业。
70年代香港地产起飞，胡应湘也曾是“地产五虎”之一。但与其他“地王”相比，他的选择明显更务实、更有工程师气质。别人争抢市区土地、追求高周转利润，他偏偏热衷于做难而慢的事，比如开发偏远的元朗、在市区设计带停车场的新住宅，甚至亲自参与香港地铁首批上盖物业项目。在他看来，“造房子容易，造路、造桥、造电厂才是真正的基础。”
从1970年代起，胡应湘的兴趣渐渐从地产转向基建。他主导修建的合和中心大厦，成为当时亚洲最高楼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他在广东投资建沙角B电厂，用BOT模式（建设-经营-移交）为内地引进外资电力开了先河。修广深高速、虎门大桥，他也都是主推人之一。别人问他为何热衷这种回报慢、风险大的项目，他一句话，“修桥修路、通电送水，社会才会更好。”
1983年，胡应湘第一次提出在伶仃洋建一座大桥，把香港、珠海和澳门连起来。那会儿，没人把他的建议当回事。内地还在改革开放初期，珠三角乡村小路泥泞不堪，香港商界流行“等国家送政策、赚钱走捷径”。但胡应湘偏不信邪，拉着团队自费调研、画蓝图，一次又一次把“建大桥”当成理想。他常说：“一代人能留下一件大事，就值了。”
二、
大桥设想沉寂了将近二十年，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、珠三角货物暴涨，胡应湘再次把“港珠澳大桥”搬上桌面。1999年、2001年，他多次公开倡议，民间资本可集资先行，不让政府冒全部风险。董建华出任香港特首后，对这项建议表示支持，港府、珠海、澳门三地开始接触。但到了关键时刻，一场关于“建桥利弊”的争论，也慢慢发酵。
表面上，大桥受益的是整个珠三角。但现实中，谁受益、谁受损，每个香港大商家心里都算得清清楚楚。对胡应湘来说，桥通了，三地经济往来快了，他的合和实业也能承接更多基础设施和物流项目。对李嘉诚来说，形势却完全不同。
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，是香港最大港口集团之一，长期掌控着本港货柜码头、集装箱运输的半壁江山。建桥意味着，许多内地货物、车流会绕开香港码头，直接经大桥转运，原本高价的码头装卸、运输生意，可能就此被“分流”。不仅如此，香港的物流优势也会被内地逐步蚕食。和记黄埔利益受损，李嘉诚自然不会看着不管。
李嘉诚本人很少直接发声，但他的“金牌打工人”霍建宁，多次在财经媒体放话，质疑建桥的经济性。“大桥可以建，但不能让政府白贴钱，也不能影响现有码头产业。”
有一回，胡应湘在商会大会上当众力挺大桥，霍建宁当场反问：“胡先生，你想建桥可以，但别害死人。”这句话，香港不少地产物流老板都记得。
两位大佬的分歧，不只是生意账。胡应湘是“基建理想派”，认定只要桥通了，对香港长远绝对有利，“自己少赚点算什么”。李嘉诚是现实主义者，企业利益第一，发展不能影响集团根本。内地媒体也曾委婉报道过“李嘉诚阻挠港珠澳大桥”的传闻，但他本人一直保持低调、巧妙地将责任归于“投资回报不明”，以避免舆论风波。
事实上，这场矛盾远不止口头争锋。2000年初，胡应湘亲自拉拢李兆基、郑裕彤、何鸿燊等新老财团组局，承诺私人集资150亿港元推动建桥。而李嘉诚系则抱团观望，私下里和政府谈判，希望保留自己码头经营优势。
还有一次，胡应湘在电视上被问到“李嘉诚反对建桥你怎么看”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大桥是大家的事，不是某个人的。”言下之意，桥不能只为一两家企业服务。商场如棋局，懂行的看得出来，这其实是两种城市发展路径的正面交锋。
三、
除了大桥争议，胡应湘在公益和财富传承上的做法，也和李嘉诚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最有名的是虎门大桥、广深高速等项目。胡应湘投资兴建后，承诺“收回投资即全数捐给国家”，虎门大桥收入、管理权全部归还广东政府；广深高速回报期一到，也主动退出经营权。几年间，他累计将价值超510亿人民币的基建项目捐给国家，还自掏腰包支持家乡教育、医疗、灾区重建等。
不少香港朋友说，“胡应湘这人傻实在”。合和实业市值最巅峰时超过300亿港元，可他宁肯捐出去，也不留给子孙后代。外界问他“为何不学李嘉诚、何鸿燊搞家族信托，传给子孙”，他却回答：“我一生造桥修路，是想让后人过得更好，不是让自己的家族多几栋楼。”
其实，胡应湘的公益观念也在内地引发了广泛共鸣。有人把他捐赠和李嘉诚基金会相比，发现李嘉诚以教育、医疗捐赠为主，而胡应湘更看重基础设施、民生工程，关注底层需求。两人都是香港最慷慨的企业家之一，只是选择路径不同。
回过头看港珠澳大桥这件事，大桥正式开通后，无论客流还是车流，初期都低于预期。但几年时间里，粤港澳三地的产业联系更紧密，人员流动效率提升，珠江西岸中小企业获得了更多国际机会。正如胡应湘所说：“基础设施投入短期回报慢，但只要能让几代人受益，就是值得的。”如今走在大桥上，许多人不会想到当年香港商界的博弈，只记得“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的超级跨海桥”。
至于李嘉诚，近十年来也开始减少香港物流、码头投资，将目光转向全球能源、电讯、医疗、创新等领域。与胡应湘的分歧逐渐淡化，成为时代转型中各自的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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